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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四大名山信仰:佛教文化的生动体现
2019-04-04 11:12   黄河新闻网 审核人:

佛教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传承两千年左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成功融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和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模式,比如,隋唐时期形成的八大宗派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典型;又如,明清时期,在四大菩萨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四大名山信仰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指的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应化道场;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应化道场。在四大菩萨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四大名山信仰,不论是从历史演变来看,还是从理论结构、社会影响来看,都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特色,在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演变来看,作为整体的“四大名山”是在长时段的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南北朝时期,五台山已经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唐初,五台山就已出现了第一部志书《古清凉传》。唐代还最终将《华严经》中的“清凉山”指认为山西五台山,五台山遂成为华严道场、文殊道场。此后不久,因为《华严经》尊崇文殊和普贤的原因,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便和作为普贤道场的峨眉山开始融合,如唐代的华严大师澄观法师“大历十一年(776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直到宋代,依然将五台、峨眉“两山”并称为“名山”,并受到皇帝的关注。不过,宋代也有将庐山、天台山与峨眉、五台并称的。而在元代的时候,与五台、峨眉并称的又是河南的伏牛山、少室山。相比之下,从唐代到明末,三大名山的出现似乎更为频繁,只是唐宋时期并非特指。明末,三大名山开始有了“特指”,普陀山开始与峨眉山、五台山并称,协同发展。明谢廷谅撰《三大士殿》曰:“普贤肇峨眉,示迹惟西方。文殊现五台,台殿俱清凉。猗与观世音,普陀实吾乡。胡为三大士,鼎足偕兹堂。”其中明确指出“三大士”及其居住道场,即普贤肇峨眉、文殊现五台、观世音在普陀。九华山最晚进入四大名山体系。明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四大名山”。从清初开始,四大名山开始趋于稳定。此后,晚清乾陀所校定的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中,四大名山进入叩钟偈。民国时期,印光大师修订了《四大名山志》。可见,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中国化的过程。

从理论结构来看,四大名山支撑了菩萨信仰所表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理论体系。四大名山中,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表征大智,峨眉山的普贤菩萨表征大行,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表征大悲,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表征大愿。关于这四大理念,在为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的论文中,肖黎民先生认为:“大乘佛教的内在精神由四个方面构成,即:悲、智、愿、行。四者共同形成了完整一体的佛的精神。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无愿不成悲,无悲不为智,无智难以行。这里,‘愿’即发菩提心,这是成就佛菩萨的首要环节;‘悲’即慈悲,拔众生苦为悲,与众生乐为慈,最后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佛家的根本精神;‘智’即般若,这是成就佛菩萨的关键所在;‘行’可通俗地解释为将愿、悲、智付诸于普度众生的具体实践,这是佛教精神全部的落脚点。这四者其实不能分开,它们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关系。所有的佛、菩萨都体现了这四种精神,所谓菩萨‘四德’,指的就是这四个方面。”悲、智、愿、行这四大理念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精神,是“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精神的高度凝练。

从社会影响看,四大名山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佛教深入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四大名山信仰已成为明清以后佛教信仰中国化的重要代表。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以公元10世纪的晚唐、五代为节点,此前的一千年为中国佛教前期;此后直至20世纪晚清时期的一千年为后期,他认为中国佛教的后期,大致是宋元明清时期,为渐次衰落的一千年。但李四龙教授认为,北宋以后虽然佛教义学发展缓慢,但民俗佛教却蓬勃发展,在此一千年,“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这一千年不应当以“衰落”来形容,“因为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世界的一千年佛教史”。在宋元明清这一千年,佛教成为真正影响或组成民间信仰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一股力量,以至于人们“日用而不知”。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影响民俗生活,主要表现为朝山进香、许愿还愿、吃素念佛等,与此同时,具有佛教色彩的民俗节日也开始盛行,经忏法会也日益流行。这些活动都需要具有较大空间的场所,四大名山信仰应运而生,迅速崛起,成为民俗佛教的重要载体。在空间分布上,四大名山分布于中国北方、西方、东方以及东南方,是民俗佛教在各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代表。如果脱离开四大名山信仰来谈明清佛教,那么明清佛教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明清时期民俗佛教的重要代表,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所说,“‘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四大名山’的信仰形态,是民众信仰方式的表现,是善男信女表达宗教感情的朝拜地,是佛教文化的最生动体现。”(景天星)

(责任编辑: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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